影片美中不足的正是缺乏对教育性的深度挖掘。这也表明不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人们长期形成的观影习惯,是不现实的。另外,20 世纪 90 年代崛起的伊朗儿童影片也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竞争中,民族影片只有走本土化发展之路才不会因盲目模仿而迷失自我,才能在好莱坞一统天下的格局中求得发展。所以,从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和观影习惯来看,中国儿童电影应当保持教育性特色,并将教育性作为中国儿童电影的灵魂。
二、对教育性的狭义理解和过度追求,影响儿童电影的艺术生命力虽然教育性是中国儿童电影应保留的特色,是中国儿童电影的灵魂,但对教育性的狭义理解和过度强调,则会导致电影沦为纯粹的教育工具,进而丧失艺术的生命力。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切实的经验和教训。回望 1958 年大跃进时期所拍的电影,在创作与政策之间几乎不留距离,国家有什么样的政策和政治运动,就有什么样的电影。[5]有些电影虽然暂时还不一定能得到广大观众的十分欢迎,但只要它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也不能不进行摄制。
[6]儿童电影出现了一大批反映小学生勤工俭学和为人民公社献礼的影片: 《大跃进中的小主人》、《红领巾的故事》、《好孩子》、《人小志大》、《朝霞》、《暑假的礼物》、《花儿朵朵》、《兄妹探宝》。在今天看来,这些影片除了为时代的政治图解外,实在没有很多的艺术价值。然而,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大部分作品还是难逃离正面说教的巢穴,并企图通过追随政策与形式,致力于多重社会效益的追求来获取生存的机会。[7]儿童电影负责人黄军分析指出,这是由于我们的国情需要,中国电影不能作为纯粹的娱乐产品,儿童片更是承载着对中国少年儿童进行美育教育和心智培养的使命。
中国的儿童影片从题材规划到剧本策划到导演构思一直到影片完成和最后审查通过,都不会以娱乐产品的种种属性作为前提和衡量标准的,儿童片最受重视的是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在其次,最后才是娱乐功能。[8]对教育性的过度追求,导致儿童电影取材再次出现高度集中,就连评审专家也指出儿童片以苦难片和教育片居多,好不容易有个正常的孩子,却又来自非正常家庭。一天下来,评委们沉重得吃不下饭,[9]发出了轻舟难载许多愁的感叹。对教育性的过度强调,禁锢了儿童电影的创作思维。
其实,将教育与娱乐简单地对立,违反了艺术教育注重的是潜移默化和寓教于乐的艺术规律,忽视了艺术教育的审美娱乐功能,必然导致儿童电影门庭冷落的尴尬局面———每年政府投资生产的七八部儿童故事片蹲在仓库里难见天日,[10]这种单纯强调教育的教育也自然失去效力。所以,对儿童电影教育性的过度追求,不仅制约了儿童电影的创作思维,最终势必影响儿童电影的艺术生命力。从 1986 年所给出的儿童电影的定义来看: 儿童电影是指为少年儿童拍摄的故事片,即从培养儿童的需要出发,从儿童本身的精神需要出发而拍摄的,适合他们的欣赏特点和理解能力的影片。这种影片的创作,一般都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和智力特点,从选材、构思到艺术表现的整个过程,都注意作品有益于儿童,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并为他们所乐于接受。
[11]定义强调从从培养儿童的需要出发,要求作品有益于儿童。像美国的《蜘蛛侠》、《蝙蝠侠》让儿童看到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接受善必胜恶的心灵启迪; 伊朗的《天堂的颜色》、《小鞋子》让儿童看到伊朗人民面对贫穷的积极态度,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善良,这都可以说是有益于儿童。所以中国儿童电影的主题只要符合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用中华民族自强、向上、勤奋、节俭,真诚、善良、亲情、关爱等传统美21电化教育研究德来影响儿童,让儿童在审美的愉悦中受到真、善、美的陶冶,就已经具有了审美教育的功能。影视教育是春雨润物般的潜移默化,是年复一年的坚持,急功近利地想从一部影片中就能完成教育,是对儿童电影过高的要求。
因此,中国儿童电影需要减负。三、儿童影视教育呼唤艺术大师的关怀实际上,电影在儿童的眼里总是一种娱乐,教育性是来自成人的关照。由于中国儿童很少具有独立进入影院的能力,大多情况需要成人陪观和买单,儿童电影其实要满足老少皆宜。所以只有将教育性与娱乐性完美融合,才是中国儿童电影努力的方向。
儿童电影要吸引儿童的眼球,就必须满足儿童喜欢游戏、冒险、幻想和好胜的普遍心理。《小兵张嘎》、《鸡毛信》、《红孩子》、《闪闪的红星》等红色经典,之所以对今天的儿童仍不乏吸引力,原因其实是这些影片讲述的都是智勇双全的少年与凶恶愚蠢的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影片在叙事上将严酷的战争娱乐化、游戏化,淡化流血牺牲的悲痛,强化革命成功的喜悦,这一切正好满足了儿童喜欢游戏、冒险和好胜的心理,所以玩打仗、抓特务成了那个时代孩子们模仿最多的游戏。另外,当我们重温经典时,发现经典的背后有很多艺术大师的身影———《鸡毛信》是张骏祥编剧、著名的早期电影艺术家石挥与谢晋合作导演的; 《小兵张嘎》是主演过《老兵新传》、《红旗谱》,导演过《青春之歌》的崔嵬和欧阳红樱合作导演的; 《闪闪的红星》是作家王愿坚和陆国柱执笔改编,导演过《农奴》、《回民支队》的李俊和李昂合作导演的; 《三毛流浪记》、《祖国的花朵》、《罗小林的决心》是严恭导演的; 《红孩子》、《哥哥和妹妹》是导演过《平原游击队》的苏里导演的; 《小铃铛》是导演过《水上春秋》和《洪湖赤卫队》的谢添编导的; 传唱至今的《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乔羽作词、刘炽作曲; 《闪闪的红星》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演唱者是李双江。艺术家们在严峻的政治第一性、艺术第二性的创作环境中,运用意境深远的抒情化语言、军民共庆胜利的欢乐场面、庄严神圣的授枪仪式、旋律高昂的主题歌将革命的豪情和个人艺术追求巧妙结合,才创造了既能满足政治需求、又不乏艺术特色的经典,使得海娃、张嘎、潘冬子等一批鲜活的儿童形象,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至今存留在几代人的记忆深处。因此,儿童电影不是小儿科,也不是新手的试验田,中国儿童电影渴望艺术大师的真诚关怀。可喜的是由著名导演徐克监制的 《浅蓝深蓝》作为中国第一部儿童贺岁片,有赵文卓、莫少聪、孙红雷、那英、小陶虹、朱军、姜昆等诸多耀眼明星和李宁、王义夫、刘璇等奥运冠军的义务加盟,大师们的关怀以及影片所具有的风格化特色,已经让人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儿童电影的曙光。目前,电化教育界的同仁们正在探讨建立我国基础教育中影视文化教育体系,将电影课引入学校,但这决不是对粗制滥造的儿童影视作品的廉价收购,而是要通过电化教育手段为儿童推荐优秀的影视作品,借助艺术品本身的魅力来实现艺术的审美教育。因此,教育界呼唤艺术界对教育的关注,携手共创影视教育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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